青枣枣在我国的文字记载就有三千多年。关于枣的最古老的著述大概出现于《诗经》，在《诗·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魏风》中有“园有棘，其实之食。”《小雅》中有“营营青蝇，止于棘。”《秦风》中有“交交黄鸟，止于棘。”棘，指的就是枣树。儒家经典对枣的记述更为详尽，《周礼·天官·笾人》里讲“馈食之笾，其实枣、卤、桃、榛实。”《仪礼·聘礼》中说，枣、栗还是古代诸侯相互借路相互问候之际，带给掌管朝觐官员的礼物，用两个容量各盛一斗二升的上边有盖的方竹簋，一个装满枣，一个装满栗，一齐献上。《仪礼·既夕礼》上说，在土葬前最后一次哭吊的晚上，祭品种要有枣糗、栗脯。《仪礼·特牲馈食礼》和《仪礼·有司》中讲，诸侯及下边的官吏——士，每月初一祭庙，祭品种除有规定的牲畜外，均有枣和栗，而且枣栗由谁摆放，都有讲究。再以后《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对燕文侯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这说明枣是当时燕国北方的经济命脉，是帝王考虑治国安帮国策的依据之一。对于枣树的栽植培育，《广物博志》有记载：“周文王时，有弱枝枣甚美，禁止不令人取，置树苑中。”《齐民要术》的记载更为详实：“选（枣）好味者，留栽之，候枣叶始生而移之。”“枣性坚强，不以苗掠。” 《尔雅·释木》是我国第一部记录解释枣品种的书，其记录的周代枣品种已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填枣、苦枣、无实枣等十一种。到元代，《打枣谱》中记录定型的枣品种多达七十二种。到清代乾隆时期，《植物名实图考》所记录枣品种达到了八十七种。
可以说，从古代采食果腹到后来种植，从古代给王进食之品到诸侯相互问候礼品，以至到儒家“三礼”（即丧礼、葬礼、祭礼）用品、明清时期皇室供品，再到后代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有意识地大规模种植，枣作为果品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几千年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枣树与人[6]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种枣、管枣、用枣、变着法儿吃枣，也写枣、诵枣、唱枣、画枣，枣就慢慢进入和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枣文化。枣的思想、枣的文化与枣乡的风物人情、民间风俗水乳交融，枣文化便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历代传承越积越厚，变得丰富宽博，从不同层面、不同寓意、不同程度反映着人间万象。
枣文化主要表现在文艺、政治、经济、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枣树与历史、文化、民俗，与战争、政策、古今名人，与农业、工业、旅游业，与人名、地名、日常生活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处都留下了枣文化的痕迹。描写枣或者与枣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枣文化的灵魂，主要包括有关枣的传说、故事、小说、诗词、散文、戏剧、成语、谜语、歇后语、对联、笑话、绕口令、寓言、格言、谚语、绘画、摄影、雕塑、歌曲和器乐等。
枣被历代诗人写入诗辞歌赋中，咏颂枣树的诗文比比皆是。透过这些诗文，我们就穿越了时空隧道，能够尽情领略先前枣乡风光、感受历史沧桑、回味故人先贤和当代人爱枣的情怀。唐朝诗人李颀吟咏“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末落桐荫长”，唐代另一著名诗人刘长卿诗云“行过大山过小山，房上地下红一片”，宋代诗人张耒写到“枣径瓜田经雨凉，白衫乌帽野人装”，清代庆云县令桂山吟到“正是晴和好时节，枣芽初长麦初肥”，另有诗人也写到“丛林腾赤霞，千家射云红”，当代诗人更是发出赞叹“漫漫秋风夕照中，婆娑一树万珠红”，悠然和谐的田园风光跃然纸上。
宋代大诗人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欣然作词《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表达了他对雨后农村新景象的喜悦之情。 清代诗人崔旭写到“河上秋林八月天，红珠颗颗压枝园；长腰健妇提筐去，打枣竿长二十拳”，又有诗人写到“春风已过又秋分，打枣声宣隔陇闻；三两人家十万树，田头屋脊晒云红”，金秋时节小枣丰收的景象如闻其声，如观其景。清代李鲁“添得枣林路欲歧，行人道是旧西溪。红绫车慢梨花水，风暖沙柔陷马蹄”的诗句描写出了枣园的旖旎风光。在抗日战争年代，肖华司令员在其创作的《鲁冀边进行曲》中慨然唱道“不怕二百个据点的敌人疯狂扫荡，任它从横的公路网，离敌人三五里宿营，不怕吃的是树叶和枣糠，永远站在我们的岗位上，环境越困难越是我们的光荣；同志们，我们要干到底，我们一定要胜利！”表达了我军区子弟兵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和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山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树理就任庆云县委书记时曾欣然写下《唐枣赋》、《咏枣诗》，发出了“嗟人生当如兹，庶自强以不息”和“我欲劝求长生者，莫辞长作庆云人”的由衷感慨，抒发了所有枣乡人对枣树的无限敬仰和喜爱的情怀。
阴阳平衡
